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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世界上的盐和光

chum818的博客文摘

 
 
 

日志

 
 

父親為人二三事---馬國光訪談  

2014-04-29 19:10:58|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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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物

馬國光(世新大學副教授,

馬廷英教授之長子)

 

訪談時間

2008.01.28.

訪談主題

我的父親,

台大地質系教授馬廷英

工作人員

錄影訪問:張安明

文章整理:陳南秀、楊可倫


馬廷英(1899~1979.9.15),國際著名地質學家,亦為1945年第一批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之團隊成員,後來出任臺灣大學理學院地質學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長。知名作家亮軒,本名馬國光,為馬廷英教授之長子。2008年元月間,校史館很高興能在青田街七巷六號的日式老宅中,訪問馬國光先生,請他談談他的父親──馬廷英教授。

父親為人二三事 

我要講兩件事可以了解父親的為人。陳儀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時,福建是一個很窮的省,擔任民政廳長的嚴家淦先生,正煩惱福建省這麼窮,一天到晚虧損該怎麼辦?陳儀建議他去請教馬廷英教授試試看,但是我父親是個書呆子,能夠有什麼經世濟民之的大略?沒有的。但是最後來我父親做了一件事,他自己親自打了綁腿,背起了背包,沿著福建省海岸步行了一次。步行間,他測繪了福建海岸的詳細地圖,這份地圖不只有一張,而是一大落,而且沿途他都得背著這一大落的地圖行走。接著,他據此觀察潮水,找尋適合曬鹽的地方,又在地圖上圈出這些地方報告嚴家淦,後來福建就依他的建議,在這些地方開闢曬鹽場。基本上中國在那個時候是缺鹽的,福建省因此就由虧轉盈,變得比較有錢了,這件事情嚴家淦是記在心裡頭的。但身為學者的父親,也沒有要求任何報酬。

曾經,齊邦媛教授的先大人,齊世英齊先生還特別問他說:「您在福建省做的這件事情,特別在政治跟國防上面來說,畫下這些地圖也是很有價值的,要不要我跟老先生(蔣介石)說一說?」我父親回答:「跟他說什麼呢?有什麼好說的,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大概是如果去跟蔣介石說,可以獲得些甜頭吧!我的父親啊,一生閃失的很多,像是這棟房子的房產(青田七六)也沒有保留下來。另外一件事,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來臺前的立法委員選舉,有些名額是可以分配的,齊世英先生曾經問我父親:「你要不要當一位立法委員啊?」我父親就回答:「我們做學問的人,當這個東西幹什麼?」他如果當年做了立法委員的話,一路可以當好幾十年都不用再選,老境也許不會這麼淒涼。

父親一生都很窮,他吃東西吃到有點滋味的時候就高興得不得了,他的口頭禪是:「這哪是我們窮教授吃的啊!」家母現在人還在北京,已經一百多歲了。家母和父親是早年離婚的,只維持了兩年不到的婚姻。家母是當時的國大代表,但是她並沒有在臺灣留下來,因此那種萬年國代的好處,我們家也是一毛錢也沒沾到光。父親在任何方面都是非常廉潔的,自己窮到那樣子也從沒想到要佔點什麼便宜。父親大抵上是這樣一個人物。

1955年,父親以「地球剛體滑動學說」獲得教育部第一屆學術獎的榮譽,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獎金是新台幣兩萬元,當時買這樣一棟宅院(青田七六)大概是新台幣三萬五千元就可以買到,所以,當時兩萬元獎金是非常高的,但是父親沒有拿任何一毛錢作為家庭開銷,所以我們兩個孩子,另外包括他要撫養的姑丈姑媽一家六口,一共十個人的大家庭,一直很貧困。我記得住我家巷口附近的小學同班同學,曾經很羨慕地跟我說:「你爸爸得了兩萬塊錢,可不得了了」我的回答到現在我都還記得,當時我大概是小學五年級,我非常自然的回應說:「那個是他的錢,不是我們的,跟我沒關係。」我們從小就有這樣的認知,覺得那是他的錢,不是我們的,別做其他打算。這大概也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但是他到底拿那些錢做了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會去養小老婆,也不可能花天酒地,不可能為自己添一套衣服,我想他一定是投注到研究裡,也許他還要償還之前的欠賬吧! 

    小時候,我記得有位印刷廠的老闆常常來跟他要帳,都是他的論文的印刷費用。那個年頭論文都要教授自己出錢印,學校是不管的,跟今天學校巴不得你有論文,多少錢都會給你印可不同。父親一時挪不出錢來,就一次又一次地跟人家賴帳,賴到後來印刷廠的老闆都跟他做了好朋友。因為印刷廠老闆來跟他要錢時,他沒錢給人家就開始發表他的學說,印刷廠老闆聽了也挺過癮的,他們還成了好朋友。父親就是有辦法,他賴了帳人家還高興、很佩服他,最後到底還了錢沒有,我也不知道。

問:請問印刷廠的老闆他是哪個省籍的人?聽得懂馬教授的話嗎?

有兩三位印刷廠的老問還是部門負責人,他不僅跟一家有來往。都成了好朋友。有一家叫新生,有一家叫明和。現在說的那位印刷廠的老闆是本地人,我父親他的日本話講得非常好,跟許多本地宿紳都是以日語交談。所以父親在我童年的記憶裡,他有一個特徵,他跟一般老百姓很容易來往,可以聊種花、種地、掏水溝……,什麼都能聊,反倒是跟官宦人家不太來往,因為他也沒有那種時間。反倒是那些平凡的歐吉桑都可以跟他講話,他們都說「哎呀!馬教授的日本話好得不得了!」我相信他的日文比中文還要好。

問:我印象中,馬教授是一個很高壯的人? 
    他應該有一八公分以上,而且身體非常好。他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在日本下雪的天氣是如此,在臺灣遇到大寒流也是如此。我想這是他做為一個研究學員培養下來的習慣,他就是要讓自己精神勃發。他們地質學家要做田野工作,一定需要有強健的體魄。

丁文江吃餅乾為國攬才 
    父親應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之聘回到中國地質調查所,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父親在日本的生活跟研究條件都很好,日文又比中文好,但他就是不要歸化成為日本人,日本當局怎麼勸都沒有用。除此之外,他也一定可以變成一個在日本過一輩子的人,後來父親晚年果然再娶了一位日本太太。父親其實很適合生活在日本的文化環境裡,但是對日抗戰的時候,他是堅決抗日的。釣魚台事件的時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我父親對政治這麼關心,他天天出去開會,天天寫文章,天天接受訪問。他在日本的時候,書讀得很好,研究也做得很好,但是卻秘密地回了國,在南京中大教書。丁文江先生邀請他到地質調查所工作,父親起先沒有答應。父親告訴丁先生,他做為一個學者,不可能去地質調查所擔任一個主任或組長,他要專心做研究。大概丁文江口才也不是很好,說不動父親,於是就坐在那裡不走,直到父親開口請他回去。

到了半夜十二點,丁文江又來敲門,他跟父親說他餓了,詢問有什麼東西可以吃。我父親是一個單身的人,家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後來我父親看到家裡還有一盒上海很有名的金雞餅乾,於是父親就把這盒餅乾塞給了丁先生,丁先生就抱著這盒餅乾一直吃、一直吃,他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因為他要為國攬才,但是又沒有口才,所有該說的話都說完了,只好一直吃餅乾。眼看他把那一盒餅乾都快吃光了,我父親怕他吃壞肚子,於是就答應他到地質調查所。

父親到了地質調查所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由於父親游泳游得很好,他親自去探勘過東沙島,他帶著潛水鏡潛到海底去撈東西,在淺海的海床發現了明代的瓷器附著在一些珊瑚上面,這顯然就證實了在明代,這塊地方就屬於我們的,我們的海權已經到達了那個地方,他以一個學者的專長,為國家的領土權益盡了力。

早年臺大被接收時的情景

我到臺灣來的時候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日本才剛剛無條投降。二二八是在民國三十六年發生的,那個時候他就在台灣了,而姐姐與我是在三十六年的冬天才來的。我還記得當時總統府前面的那一塊大匾,不叫作「總統府」,依然還是「總督府」。我剛到臺灣來的時候,臺北還很殘破,我讀的北師附小還有美軍轟炸過的斑斑痕跡。而臺大也是非常殘破的,父親告訴我,那時候的臺大教室不夠用,所以學生有的時候是在校園露天上課的,臺大人不該忘記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歲月。到父親最初有預算可運用時,他並不是去蓋教室,而是跑去牯嶺街買書,還向一些日本學者買書,替臺大圖書館先把圖書充實起來。因為那時候日本人離開臺灣時也帶不了太多的書,所以父親就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了許多書。我長大以後,才知道原來父親很有眼光,我本來以為他糊裡糊塗的,不事生產,不會管家,但是他有些觀念是現在人會忽略的。他認為學校沒有教室沒關係,卻不能沒有書,而且現成的有那麼多的好書,那麼便宜,不趕快買下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他自己也有很多書,當年我們屋子裡連放米的櫃子裡都放書,走廊上面也都是書,研究室跟裡都是書。

國民政府的軍隊初來臺灣,從基隆下了船沒地方住,就住進臺大醫院,因為那個時候醫院多半是空著,沒有什麼人,尚未變成一個可以使用的醫院。等待著這些軍隊另尋住處,他們從醫院裡撤走時,醫院裡頭的東西也跟著被他們搬走。父親告訴我,那時全臺大醫院讓他們糟塌得只有一盞電燈泡是亮的。臺大醫院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是整個東南亞最好的一座學術研究醫院,我父親知道臺大醫院的重要性,所以他就去找陳儀理論,照我父親的說法是「我去找陳儀吵架」。後來可能陳儀也知道這件事情非常嚴重,就去跟軍方交涉,不但把所有東西要回來,還另外給了他一些錢,把臺大醫院充實得更好一點。臺大醫院至今依然是非常出色的研究醫院,父親有點功勞。

達官貴人來探病 
    父親與臺大醫院還有另外一段淵源,他晚年病重住進臺大醫院時,只能配到三等病房,也是我家的能力所及。住三等病房有時候要受點氣,例如他大小便我沒有收拾好,護士給我的臉色就會不太好看。我父親倒很看得開,他說無論哪一等級的病房都是一樣的治病,都很好。但我聽到他在病榻上談起為臺大醫院爭取權益的這一段往事,就覺得很心酸。在他老年病到這麼嚴重的時候,可能臺大醫院已經沒有什麼人認識他了。我就告訴聯合報當時的總編輯趙玉明先生,說我父親住院了,請他找也是一位我的老朋友,記者呂一銘寫一寫,結果這篇報導一登上報,這時才有很多學者知道,原來馬教授還在。第一位來看他的是當時的副總統謝東閔,他們是當年光復初時的老朋友,謝副總統是早上七點鐘來看父親的,蔣經國總統打算下午一、二點要來看他,這簡直就是得坐直升機似的馬上將父親遷到頭等病房,總不能讓蔣總統看到他在三等病房吧!人生到了最後的節骨眼,還是權力跟金錢比較有用!接著來訪的是嚴家淦,嚴家淦先生書讀得非常好,他各方面都很通達,他很喜歡跟學者聊天,有時候聊到高興他就把行程給取消了,他寧願求新知,也不在意當官,所以在福建跟到臺灣初期都很愛跟我父親聊天,他來看我父親的時候還說:「等你病好了我們再來聊聊!」

另外一位,我父親熟識的朋友孫運璿先生也有來看了他,他最早擔任電力公司總工程師的時候,常常要跟父親來往,討論一些專業的問題。當時孫運璿很難過的坐在那,我看他簡直就要哭了,他跟我父親說:「馬教授你也太要強了吧!怎麼你生病了也不講一聲,唉,你也太要強了!」眞是性情中人。他那個時候是行政院院長,還特別把他的另的支特別的電話號碼留給我,並且告訴我幾點打電話過 去,他一定能接到,還告訴我他的秘書姓什麼。我們很感謝他,好在也沒什麼事要麻煩他。

問:馬廷英教授是跟著羅宗洛羅校長一起來接收臺大的,而羅校長後來就回中國大陸去,那馬教授他是基於什麼原因,願意繼續留在臺灣大學做學術研究?

這件事我完全不清楚,我想他們那一代的人在這方面的事是守口如瓶的。我想他會留下來,可能是研究環境對他來講很好,所以他願意繼續留在這裡做研究。父親曾經跟我說過,臺灣是全世界對於地質學者而言最好的一座島。而且不但是地質方面,在天文方面也是最好的一個島,因為在臺灣的鵝鑾鼻可以看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天空的星辰。另外,臺灣整個山脈平均的高度落差又是全世界最大的,搭乘阿里山的火車,可以在兩個小時以內從熱帶一直看到寒帶的景象。父親跟我曾經有過一個計畫,當然現在已經成了泡影,就是他去做調查,我跟著他寫報告,他說我們可以做這個事,他那個時候退休,可是我還沒退休,事情就沒成。

父親也對植物很有興趣,家裡頭的每一種樹,包含地上的草,他都能說出名字,而且還可以說出它的性質。所以我對於動植物一直就很有興趣,因為他曾教訓過我,他說:「你連門口的植物都不認識,你還能認識什麼?」這是非常務實的學者口吻。

竹東水泥廠的回憶 
    記得我剛考上附中時,父親很意外也很高興,帶我到新竹竹東山上的的水泥廠。水泥廠那邊聽說馬教授要搭乘吊纜上去,他們的廠長,其他什麼長的也都上去接待他,他們派專人下山採買果菜魚肉,所以我們每天在那都吃得很好。我看父親每天也沒做什麼事,就在那裡東張西望、晃來晃去的,後面就跟著一大堆人,還包括他的學生。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挖不到石灰岩,石灰岩是做水泥的礦石,挖不到的話就得關閉礦場,關閉一個礦場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到底要不要關閉,最後請了專家學者來看看。

我父親他依然穿著長衫、拿著拐棍,走到了山壁旁邊,他就拿他的拐棍撥弄撥弄山壁上小小的植物,他說應該沒有問題,這山後頭就是什麼什麼的礦。廠裡的人回他道,你們地質學家講山後頭,我們開礦要從這頭開到那頭,不知道要開到哪一年。後來他們又走著走著,看到有兩、三個工人再把一個洞裡的石頭往外掏,想要看看還有沒有石灰岩,已經不知道掏了一個月還是兩個月了,反正一片石灰岩也沒找著,非常洩氣。我父親在那裡看著看著,他們地質學家都會帶著指南針測來測去,他看了看羅盤,就說,這不對,你們掏錯啦!這樣子掏法,再掏多少年都是一樣的。指正過後,人家又問他說,那像我們這樣掏要掏多久才能掏到石灰岩?父親回答:「要個把個禮拜吧!」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學問,這是真學問啊!人家都快要關閉礦場了,結果由於他那一句話,人家到現在還在那裡掏,幾十年了。

我那時候剛上中學一年級,很佩服他。但他說這事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他們做地質學者最不要緊的事情,因為他們思考的是幾十億年幾億年幾千萬年的那種大結構的問題,跟天文、海洋、古生物、古岩層,古氣候有關係。採石的問題讓他來看看,並且跟他的學問相比較,這等於是拿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跟小放牛來比較。

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的大學教師,卻從來沒有由衷地把自己看做學者,因為我們差太遠了,我們沒有他們那一代人的本事,我大概當作家還可以,學者就是不行,沒有那個耐力,也沒有那個機緣,我也比較自私,學者是要全然地奉獻,學者需要時光的累積,作家可以靠天賦,學者需要一直鑽一直鑽,靠天賦的部分太少了。

還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人拿了很大一塊的琥珀來給我父親看,因為他想請教專家看這寶貝值多少錢?我父親說,這沒有什麼價值,不如一個普通的珊瑚有價值,因為普通的珊瑚我們還可以從中讀出地球的歷史,一個琥珀有什麼用呢?又例如有一年,我在餐桌上提到昨天菲律賓大地震,死了好幾千人。我父親一邊在那喝湯吃飯,頭都沒抬說:「每天海底地球的活動,死掉的魚就有幾百萬。」所以父親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樣,他不太把這些事情看成不得了,可能因此他也能夠接受很窮困的生活。

早年臺大教授退休

我覺得一個大學裡頭要存在著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而不是六十五歲一到就把人家趕走。像美國許多大學是沒有退休制度的,要不就有終身教的制度。又例如牛津、劍橋大學,他們一定供養一些八、九十歲的那種老教授,讓他們在校園裡面慢慢地逛,成為一種風景、一種典範,不一定要他們上課。無預警的搞一個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的退休制度,把老教授驟然之間趕出校園,是當時政做的頂草率的事。

父親退休是當時立法院決定第一批退休的學人,作這個決定的立委們,卻是萬年立委,永不退休。他們簡直就是被趕走的,一點進退的空間都沒有。那時候父親晚年剛剛再婚,不久之後就面臨到這個一無所有的退休,,大概只有一筆十幾二十萬的退休金,幾乎一貧如洗,也沒有半毛錢的終身俸。那時候臺大第一批退休的老教授,都有一種學者的風骨,退了就退了,再窮都不吭氣,不會去跟學校要求些什麼。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黎烈文先生過世,家徒四壁,也是一貧如洗,當時國民黨認為黎先生這麼窮,希望可以貼補一點給他的家人,但是黎夫人不要,他們老一代就是這個樣子。

問: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您所看到父親是怎麼去進行地質的田野調查?

我父親他會跟學生說,做田野調查第一個你要會吃,身體要好,健康很重要。因為地質學家他們的體力耗費大概跟一個碼頭工人差不多。他們常常要住帳篷,到沒有人煙的地方,例如海邊、深山,天氣很冷,凍得受不了的時候,還得彼此抱著一塊睡,不然可能會凍死。

另外,他會跟學生說,你到陌生的地方,鑽進帳篷睡覺之前,要把所有攜帶的田野調查工具,例如槌子、鑿子、斧頭等,都要打開來鋪在地上,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為什麼呢?後來我才知道有一個淵源,當年他在大陸做地質探勘的時候,攜帶的各式各樣工具,都是靠騾來駝著,騾的背上一邊駝著是打下來的石塊,一邊則是這些工具,結果強盜看到騾子背上駝著好像很重的東西,以為裡頭裝的是金銀財寶,就要來搶。結果有一次強盜開槍來搶,大家紛紛逃避,其中一位學者就讓強盜給一槍打死了,我父親當時很鎮定,站著不動,強盜來了要他們把騾子兩邊的帆布袋打開,一打開看到一邊都是石頭,另一邊都是鎯頭鎚子,強盜說,這點東西跑什麼跑啊?那次之後,我父親每次做田野的時候,就會告訴學生要把這些東西打開,因為別人不知道我們袋子裡頭裝的是什麼。

並且他們那時候在臺灣做田野調查時,一定都會在布綁腿內包上一大片一大片乾燥過的菸葉,這樣蛇就不會靠近,因為蛇怕菸葉的味道,當然現在他們是沒有這樣做了。另外,他們一頓飯都能吃很多,因為地質學家去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可能吃了一頓後,接下來的兩、三頓沒東西吃,或者只能吃罐頭,非常辛苦。因此我父親主張,凡做地質學家的人要能吃得多,我父親他自己也吃得很多,但不是因為他貪吃,而是他要把自己養成一個適合做地質學家的身體,這可是全力為學術啊!他當年在大陸的時候,曾帶著東北中學的學生一路往大後方跑,把好幾十個學生帶到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途中沒有一個學生死掉,沒有人失蹤,其中還有女學生。有時需要野外露宿,但是也沒有任何一個學生被強盜綁走,他是怎麼辦到的呢?他很聰明,他叫學生去預備一捆鐵絲,到晚上露宿的時候,周圍找幾根木頭釘著,再用鐵絲圍起來,然後拿張大紅紙寫上「電網」兩個大字。雖然強盜可能不大認識字,但是他們都有軍師,軍師認識字,一看到電網,軍師也搞不太清楚,因為那時候用電很少,聽說電會吸人過去,就不敢靠近了。他就靠電網把這些學生一個也沒少的全都帶到沙坪壩的那個流亡大學。

那些年的窮日子 
    他們那一代的人還有一點很不一樣,就是他們有充分的幽默感,因為他們過的日子那麼苦,所以要有能夠自我解嘲的能力,我想這也是父親能夠過他一輩子很重要的原因。例如他老說地球不是圓的,他跟我說地球的南北跟東西只差千分之一,所以地球接近絕對圓,有一次還是陳立夫當教育部長,親自在台上陪著他演說,他用橘子來做比方地球,他當眾在黑板上寫一個「橘」字,那個橘字他忽然忘了框框底下要寫什麼東西,於是他就說「我這是改良種的,沒核了」。或是常說「這哪是我們窮教授吃得起的啊,我們教授能吃到這樣,折福啊!」等等,他就透過這種方式來度過他們窮苦的一生。我印象中我父親從來沒有富有過,他上飯館,頂多就是吃一碗麵,也不會去點別的菜。他還精通坐公共汽車,因為他幾乎沒有坐過計程車,他大概只有病重時,我帶他上醫院,在我的堅持下,才肯搭計程車。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經過新生南路,天空下著雨,看到我爸爸穿著長衫在那等公共汽車,而我在計程車裡頭,那一刻,我真是心痛啊!覺得我真不孝啊!我坐計程車,而爸爸還在那等公共汽車。他就是這麼節儉,因為他身上沒有錢,有的時候他身上連一塊錢都沒有,他實在窮得太久了。他在大學當教授,薪水袋拿回來全部都交給我姑媽,我姑媽就要去分配還欠帳,給肉攤、給菜攤、給魚攤,而且還不能全還,例如欠一百塊錢,先還七十塊,欠七十塊錢,先還五十塊,就這樣慢慢還錢。還完錢回家,一分錢都沒有剩了,因此我們家裡經常是所有的抽屜裡頭,翻不出來一毛錢來,我還曾經拿著父親寫了字的名片去替他跟朋友借過錢。

雖然父親有在掙錢,但是我們家食指浩繁,家裡有六個孩子要養,兩位姓馬、四位姓孫(姑丈姑姑的孩子),而我父親就只有一份薪水。他要想辦法把我們養大,讓我們每頓飯都沒有匱乏,沒想到我們居然每頓都吃到了,那真是不可思議。我們家還沒有出現過有這一頓飯沒下一頓的情形。不過日子當然是捉襟見肘、寅吃卯糧,家裡經常舉債,還有靠別人的救濟。他就是這樣子走過來的,他也從來沒有對我們說,更沒有對姑媽說,你們這樣子害得我窮一輩子。但是他能連想都不想嗎?

我記得很清楚,日本時代建造這棟房子的足利仁教授的後代,來我們家的時候,家裡還有一些他們留下來的武士刀。那武士刀很值錢,但到底多少錢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養一次,在日本,有的要十萬塊錢日圓。父親看到他們來高興得不得了,告訴他們:「這裡還有你們的東西,快來拿走吧!」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有的時候他很寒酸,例如我們家裡沒有電話,他需要打長途電話時,只好借用石油公司的電話,我想也許他是石油公司的一個掛名顧問。我記得很清楚,那時石油公司還有人說閒話,這些事情幾十年後的現在想起來事還蠻心酸的,因為到我自己的情況稍微好一點的時候,他已經老了,我也幫不上忙了,到他病的時候,的確我也不在身邊,繼母也沒有辦法照顧他,因為繼母還要照顧三個孩子。他曾經告訴繼母,他要搬來我這裡來住,但是他沒有跟我開口,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要跟我開口,我就把他接過來了。我跟他的關係,長年並不是很好,一直到他晚年的時候,我們才比較能夠溝通,成為世間最好的朋友,我們的性格都非常的獨立。

釣魚台不為人知的往事 
    還有一段有關於釣魚台的事情,在國土爭議還沒產生之前,日本三菱公司打算要探勘釣魚台海域的石油,於是就找我父親商量,希望雙方可以合作。那時我父親答應了,透過立法委員李文齋去跟張群講這件事情。主要是因為我父親告訴三菱公司的地質師,也是他早年在日本的同學新野先生說,這個地方的海域有大量的石油。以當時臺灣的能力財力沒辦法開採,因為在海底鑿油很費事又很花錢,於是新野提出共同合作。李文齋把父親的想法告訴了張群,但張群說了一句話:「那邊要有油的話,日本人早就發現了」。我父親聽了不高興,覺得這是瞧不起自己國家的學者,這個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胎死腹中。

我為什麼說這個是一個歷史性的關鍵事件,倘若當時張群沒有那個判斷,而三菱公司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合作完成,那個探勘的船上一定是掛中華民國的國旗,因為是他們要求要跟我們合作,如果他們認為那是他們領土的話,他們就自己去探勘了。這是發生在保釣運動以前的事,是楊家駱教授跟我說的,楊教授他跟我講的時候,他說這真是可惜啊!否則以後就不必再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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