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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傅斯年史评:中国信史前提数百年  

2016-01-15 20:14:39|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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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傅斯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终身“掌门”,堪称民国“中研院史语所”之父,为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现代化所立“四个功勋”,无人可及。

傅斯年史评:中国信史前提数百年 - chum818 - 你们是世界上的盐和光

  1935年5月,傅斯年(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


史语所“功主”   学术界“超人”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所谓“功主”,有大功、要功之宗主也。傅斯年在学术界最为称道的是,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终身“掌门”(任期长达22年3个月)。堪称民国“中研院史语所”之父,为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现代化所立“四个功勋”,无人可及。

  其一,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等领域建立大师圈。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官网介绍,1928年初,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建议设置历史语言所。7月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分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等八组。1929年迁北平,将原设八组归并为三组:历史学组、语言学组、考古学组。1934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

  筹备史语所时,傅斯年才30出头,风华正茂、活力四射。展现高超的组织领导才能,招揽优秀人才,筹措活动经费,指导编撰刊物,顺畅协调上下左右关系,团结培养一批卓越的学术大师。史语所不仅在中研院当时13个研究所中最有业绩,而且在当时中国学术机构中最有业绩。

  傅斯年延揽第一流的学术人才,看看史语所各组组长就知晓份量:历史组组长是“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语言组组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考古组组长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把声名显赫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在世班底全端过来了。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召开年会,选举首届院士81名,其中人文组院士28名,傅斯年本人及史语所麾下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董作宾等名家均列其中。他招进和培养的人才,“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崛起,傅斯年的领导、规划之功不可没。他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语言学,对14个省区的方言进行调查。由于陈寅恪在清华、北大兼职授课,历史组日常事务多由傅斯年包办。他组织“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

  李济在《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称赞傅斯年,“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杜维运在《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中肯定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成就,“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论文》)傅斯年却有本事让史语所自视极高的学术泰斗们皆服。曾任史语所所长6年、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回忆,“在我初进史语所时,许多老前辈都还在,在他们心目中傅斯年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人物,挖掘任何他的真实的生活史材料,都有一点亵渎。”(《王汎森: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南方都市报) 

  二,组织安阳殷墟发掘。

  20世纪中国历史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河南安阳甲骨档案、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居延汉简。傅斯年及其史语所占其二。

  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历时10年,前后发掘15次,共出土甲骨24918片、4862斤,另有大量殷代铜器等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材料基础,大大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因此前提数百年。

  1928年10月,傅斯年派董作宾到安阳试探性发掘,所获颇丰。1929年3月,在李济、董作宾领导下,殷墟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不久受到地方势力、既得利益势力等全面阻挠。如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何日章散发传单,斥责这是“既无学识,又无计划”,其实为自己发掘、争名铺路;“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也认为“宝藏一空矣”,如今“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愚蠢的。”(李济《安阳》)

  1929年11月,傅斯年抵开封(河南省政府所在地)“救火”。他利用公私晤谈、学术讲演等形式,活动月余,把各种关系疏通好,发掘工作顺利进行。1930年1月20日,他写《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表明立场,消除误会,争取支持。他事后风趣地说,“为了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瘪了”;李济也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王亚东《“打捞”河南博物院尘封历史》)

  北大教授邓广铭在《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中指出:“中国没有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考古学家石璋如说:“没有傅斯年,就没有李济、董作宾,没有李济、董作宾,就没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李济在《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也称赞,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

  (2015年11月29日一稿,12月8日二稿,【山水微言·83】。本文为《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功篇》第7节,连载最后一节待续。《“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6节已连载。压题照为1935年5月,傅斯年(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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